“上海工”的兴起并非偶然，它根植于上海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土壤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随着上海开埠，大量能工巧匠、文人雅士从全国各地涌入，带来了不同地域的玉雕技艺与审美观念。其中，苏州的“苏工”以精巧雅致著称，扬州的“扬工”以大气磅礴见长，而“上海工”则在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，兼容并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它既有“苏工”的细腻，又有“扬工”的雄浑，更融入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开放与创新精神。
追溯“上海工”的滥觞，不得不提清末民初的玉雕大家。彼时，上海的玉器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其中不乏技艺高超的匠人。他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宫廷或文人题材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。例如，清末民初的著名玉雕师陆子冈（此陆子冈非明代陆子冈，而是后世尊称，代表其技艺精湛）便是“上海工”早期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作品线条流畅，造型生动，尤其擅长俏色巧雕，将玉料的天然色彩与雕刻内容完美结合，赋予作品独特的生命力。据说，他曾为一位富商雕刻一件“渔樵耕读”摆件，巧妙利用一块带有赭色皮壳的和田玉，将赭色部分雕琢成渔夫的蓑衣和樵夫的柴担，白色部分则雕刻成人物和山水，构图精巧，意境深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“上海工”的精髓在于其“精、细、雅、俏”。“精”体现在选料的考究和工艺的精湛，每一块玉料都经过严格筛选，每一刀都力求精准到位；“细”则指其雕刻的纤毫毕现，无论是人物的眉眼、衣褶，还是花鸟的羽毛、枝叶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；“雅”是其作品所散发出的文人气息和海派韵味，不求奢华，但求意境深远；“俏”则是指其独具匠心的俏色巧雕技艺，善于利用玉料的天然色泽和纹理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在题材上，“上海工”也展现出其海纳百川的胸怀。除了传统的佛像、观音、山水、花鸟等题材外，还大胆尝试了西方艺术元素，如将西洋人物、建筑融入玉雕创作，甚至出现了以西方神话故事为主题的玉雕作品，这在当时的中国玉雕界是极为罕见的创新。这种开放性使得“上海工”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，也展现出国际化的视野和审美趣味。
进入二十世纪中叶，随着国家对手工业的重视，“上海玉石雕刻厂”应运而生，汇聚了众多玉雕名家，如刘纪松、吴元全、王金高、洪新寿等，他们共同推动了“上海工”的繁荣发展。在他们的手中，玉石不再是冰冷的矿物，而是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的艺术品。一件件精美的玉雕作品，不仅是技艺的展示，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
然而，任何艺术形式的传承都面临挑战。在当代社会，机械化生产的冲击、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的认知不足，都给“上海工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可喜的是，仍有许多玉雕艺人坚守初心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积极探索创新。他们将现代审美与传统工艺相结合，创作出更符合当代人审美的玉雕作品，并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，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“上海工”。
“上海工”不仅是玉雕技艺的流派，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。它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兼容并蓄、精益求精、勇于创新的精神。每一件“上海工”玉雕作品，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，讲述着一段段关于玉石与人、历史与传承的故事。它们是中华玉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，闪耀着永恒的光芒，也必将继续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异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