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玉器，肇始于元末明初的复古思潮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对礼制重建极为重视，玉器作为礼器和瑞器，自然受到推崇。然而，明代玉器最显著的特点并非礼仪用玉的复兴，而是世俗题材的勃兴。宋元以来，文人雅士对玉的喜爱日益浓厚，明代更是将这种情愫推向极致。苏州陆子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，他以“子冈牌”名扬天下。传说子冈雕玉，“凡玉器，无论大小，一经其手，均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价值倍增。”他的作品，往往将诗、书、画、印融于方寸之间，一面浮雕山水人物或花鸟，一面浅刻诗文，构思精巧，雕工细腻，被誉为“吴中绝技”。子冈牌的出现，标志着玉器从单纯的器物向艺术品、文玩转变，极大地拓宽了玉器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内涵。同时，明代宫廷用玉也日益精美，如万历皇帝定陵出土的玉带钩、玉圭等，工艺繁缛，纹饰吉祥，彰显了皇家的尊贵与奢华。
进入清代，玉器发展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。康乾盛世，国力强盛，疆域辽阔，新疆和田玉料源源不断地运抵京城，为玉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。清代帝王，尤其是乾隆皇帝，对玉器有着近乎痴迷的喜爱。他不仅亲自参与玉器的设计，还命造办处制作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，并留下数千首咏玉诗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“大禹治水图玉山”，便是清代玉器工艺的集大成者。这件高224厘米、重达5吨的巨型玉雕，耗时六年，动用数千名工匠，将《尚书·禹贡》中的治水故事以立体山水画的形式呈现，其磅礴的气势、精湛的雕工、复杂的构图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，堪称“玉器之王”。
清代玉器在题材上更加丰富，除了传统的吉祥纹饰、山水人物，还大量出现仿古玉、仿痕都斯坦玉等异域风格。痕都斯坦玉器以其薄如蝉翼、光可鉴人的特点，以及镶嵌金银宝石的华丽风格，深受乾隆皇帝喜爱，并促使清代玉匠学习借鉴，形成了独特的“西番作”风格。此外，清代玉器工具的改进，如砣具的精细化、解玉砂的普及，也使得玉雕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镂空、浮雕、圆雕、链雕等技法运用自如，鬼斧神工。
明清玉器的文化意义，不仅仅在于其艺术价值和工艺水平。它反映了社会审美观念的变迁，从早期玉器的神性、礼仪性，逐渐转向了世俗化、艺术化和商品化。玉器不再是少数贵族专享的奢侈品，而是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，成为财富、身份、品味的象征，甚至融入了民间的信仰和习俗。佩玉、赏玉、玩玉，成为一种风尚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。玉的温润、坚韧、内敛，也逐渐被赋予了君子品格、高洁情操的文化内涵。
时至今日，明清玉器依然是收藏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。它们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，更是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载体。通过对明清玉器的研究，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、审美情趣、工艺技术乃至政治经济状况。它们提醒着我们，玉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古老符号，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、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的活态文化。当我们触摸一块明清老玉，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润与沉淀，便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对话，共同品味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